托马斯·古铁雷兹·阿莱 (1928) Tomás Gutiérrez Alea
古巴最杰出且广为人知的导演托马斯·古铁雷斯·阿莱亚早年便与电影结缘。他最初以纪录片创作起步，深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并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政时期成长为一位独具风格的艺术家。
多年来，他始终钟情于历史与当代题材的寓言式创作，作品始终带有鲜明的政治指向与讽刺意味。其叙事中荒诞色彩的飞扬，显露出路易斯·布努埃尔的影响。阿莱亚曾是那场推翻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拥立卡斯特罗执政的革命的热忱支持者，然而在他的电影中，他所描绘的古巴形象远比外界通常愿意设想的更为复杂。纪录片创作的冲动始终留存，但他以此持续审视着当代古巴。事实上，阿莱亚对其祖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现实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尤其反思了在一个本应致力于解决劳动贫民困境的社会中，小资产阶级心态为何依然顽固存在。
阿莱亚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家庭，曾被送往哈瓦那读大学，以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律师。但大约在入学同时，他得到一台8毫米摄影机，并拍摄了两部短片：《幻术师》（1947年）与《小红帽》（1947年）。几年后，他与同学（亦是未来的电影大师）内斯托尔·阿尔门德罗斯合作，改编弗朗茨·卡夫卡的故事，创作了短片《日常的困惑》（1950年）。
毕业后，阿莱亚前往意大利，在新现实主义浪潮鼎盛时期，于著名的电影实验中心学习电影导演两年。1953年他返回古巴，加入激进的“我们的时代”文化协会，活跃于电影部门，从事宣传工作，并投身于卡斯特罗反抗巴蒂斯塔政权的斗争。1955年，阿莱亚与协会成员胡利奥·加西亚·埃斯皮诺萨联合执导了16毫米短片《煤工》（1955年）。这部半纪录片描绘受剥削的工人，由拍摄地的非专业演员出演，因其政治内容被巴蒂斯塔的秘密警察查抄。
1959年古巴革命后不久，阿莱亚与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共同创立了国家革命电影学会（ICAIC）。他随即执导了纪录片《这是我们的土地》（1959年），影片充满对新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帮扶贫民计划的希望。自此，他一直是该机构的支柱人物。阿莱亚多元的创作个性驱使他尝试各种风格与主题。他的首部长片《革命的故事》（1960年）采用新现实主义风格，呈现三个描绘反抗巴蒂斯塔武装起义的戏剧片段。然而，阿莱亚相对直白的电影风格后来发生了转变，这不仅源于他对好莱坞及艺术电影手法的借鉴，也因其日益个人化的自我表达尝试。
《古巴对抗恶魔之战》（1972年）是他首次与固定摄影师马里奥·加西亚·霍亚合作的影片，既是一段阿莱亚所称充满个人与艺术动荡时期的序幕，也是一幅针对教会与国家腐败的尖锐寓言画像。导演后来的《公园情书》（1988年）则更像一部暮年之作，以浪漫年代剧的形式，讲述一位代笔书生凭借写信才能与社会各阶层人物相遇的故事。
阿莱亚历史题材影片中的杰作《最后的晚餐》（1976年）继续彰显其多才多艺，影片借鉴非裔古巴音乐主题与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风格，重现了18世纪的一场奴隶起义。阿莱亚还执导了多部讽刺喜剧，探讨革命后古巴资产阶级社会的遗存。荒诞冒险片《十二把椅子》（1962年）——这个故事亦曾被俄罗斯电影人及梅尔·布鲁克斯演绎——讽刺了贪婪与官僚作风，讲述一个顽固的后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分子、其狡诈的男仆和一名腐败牧师争夺一把藏有无价钻石的椅子。好莱坞式黑色喜剧《官僚之死》（1966年）不仅致敬布努埃尔，也引用了麦克·塞纳特以及斯坦·劳莱和奥利弗·哈代的风格，在卡斯特罗执政早期批判政治体系的行政混乱（阿莱亚在后来的公路片《关塔那摩》（1995年）中复用了这种与埋葬尸体相关的官僚体系黑色幽默，该片于1995和1996年开始在电影节亮相）。在《幸存者》（1979年）中，一个贵族家庭从文明退化至野蛮；运用贫困国家电影中常见的隐喻，这家人为试图隔绝革命的影响甚至诉诸食人行为。
革命社会的压力与紧张关系在多部以当代古巴为背景的戏剧作品中得到探索，其中包括《低度开发的回忆》（1968年）和《点到为止》（1983年）。《回忆》是阿莱亚的杰作，亦可说是古巴有史以来最知名的电影，它巧妙融合纪录片与戏剧手法，以极其诙谐又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躁动不安、纵欲过度、政治立场摇摆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初期的迷茫徘徊。后一部影片在某种程度上是前者的延续，讲述纪录片制作人试图探究码头工人中残留的大男子主义，最终发现革命旨在改变意识的目标仅“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阿莱亚再次回归性与政治的交织主题，创作了1990年代最知名的古巴电影《草莓与巧克力》（1993年）。影片讲述一位天真信奉卡斯特罗式当代共产主义的青年，与一位更为成熟、身为同性恋的体制批评者之间发展的非凡友谊，广受赞誉也备受抨击。有人认为这部作品一反阿莱亚常态地温和，并将其中同性恋主角解读为对卡斯特罗政权迫害同性恋行为的掩饰；另一些人则认为其人物塑造不必要的挑衅。这种分歧恰恰证明了阿莱亚作品一贯的复杂性。1994年，《草莓与巧克力》成为首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古巴电影。阿莱亚所有长片均由其本人参与编剧或合写，并且依据ICAIC的集体创作方针，他曾担任该机构两部最具风格创新性影片的顾问：塞尔吉奥·希拉尔执导的《另一个弗朗西斯科》（1974年）和萨拉·戈麦斯执导的《某种方式》（1975年）。
1980至1990年代，阿莱亚的电影创作活动有所减少，胡安·卡洛斯·塔维奥合作执导了这位年迈大师的近期多部作品。不过，他撰写了电影理论著作《观众的辩证法》（1982年），并持续激励着新一代思想深刻且具有政治担当的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