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萝西·康明戈尔 (1913)

Dorothy Comingore

多萝西·科明戈尔因在1941年的电影《公民凯恩》中饰演第二任凯恩夫人（对应奥森·威尔斯扮演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其原型为玛丽恩·戴维斯）而在电影史上赢得一席之地。那是一次非凡的演出，受到评论界和公众的一致赞誉，实至名归。她显然本应入围奥斯卡奖的候选名单。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却未能在电影界获得明星地位。多萝西是在蒙特雷县卡梅尔小剧院演出时被查理·卓别林发现的。卓别林为她着迷，他的赞誉为她赢得了一份好莱坞合约。但这份合约在仅仅三个月后，甚至没有进行试镜，就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在华纳兄弟公司，她仅仅被用于宣传剧照和充当服装模特。她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早已以激进著称的她，在被降级到仅相当于群众演员的境地后，毅然离开了制片厂。她决心要让自己的表演能力得到认可，而不是作为临时演员被浪费。哥伦比亚公司随后签下了她。然而，在1938年至1940年间，她扮演的大多数角色（当时她常以“琳达·温特斯”的名字出现）仍然是未署名的龙套或走过场。她也参演过西部片和《三个臭皮匠》喜剧短片，但显然没有实质性的角色。她的转折点源于一次聚会上被引荐给奥森·威尔斯。威尔斯开始认为她是扮演那个鲁莽、头脑简单的准歌剧明星苏珊·亚历山大·凯恩一角的理想人选。随后一次成功的试镜，带来了那个让多萝西·科明戈尔一举成名又毁掉她的事业角色。电影上映后不久，赫斯特的怒火便降临到所有与这部影片相关的人身上。他尤其无法原谅多萝西扮演了一个如此明显（且有效地）以其情妇为原型的角色。多萝西·科明戈尔早已因其左翼同情倾向而闻名，她的父亲也曾是知名的工会活动家。这位报业大亨有充足的弹药来策划一场全国性的诽谤运动，利用知名专栏作家赫达·霍珀和沃尔特·温切尔将她打上“颠覆分子”和共产党成员的标签。尽管缺乏确凿证据，这项虚假指控却如影随形。多萝西在好莱坞的交往圈子和朋友（更不用说她的丈夫、编剧理查德·柯林斯，他在1930年代曾是好莱坞分部活跃的党员）中，确实有人与共产党有联系或是党员。她也因追随父亲的脚步，为民权事业和工会团结进行宣传和支持而树敌。拒绝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合作，使她成为了“不友好的证人”。她不仅被好莱坞列入黑名单，电话遭窃听，邮件被拆阅，家也被搜查。此时已成为多萝西前夫的柯林斯，并没有同样的道德勇气。为了逃避黑名单，他撤回之前的证词，并全力配合HUAC的调查人员。多萝西的职业生涯在1951年实际上已经结束，她在电影中的告别演出是在一部平淡的青少年焦虑题材戏剧《大夜》（1951年）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与此同时，她的个人生活持续失控。她染上了酗酒的恶习。1952年10月，她因被指控拉客而被扫黄组警官逮捕，这很可能是对她“红色”背景的又一次陷害报复。在失去孩子的监护权后，她同意撤销对她的指控，以换取被送入卡马里洛州立精神病院。她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并非如她在法庭上承诺的“一小段时间”），“接受治疗”。人们对她的晚年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大部分时间深居简出，与一位邮递员在康涅狄格州结婚，家中养着两只狗和十只猫。她于1971年12月因肺病去世，享年58岁，病因很可能源于长期酗酒。